文化是否“解禁”，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横舟

随着国家改革的进程，文化滞后的后遗症已经凸显出来。政府将面临着尴尬的行政局面，即基层文盲的行政人员和政府高端的精英决策不相吻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国内政策都在随着方方面面的变化，而变化着，可是，脚底下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已经是沉重的负担，其形成的原因就是最初没有进行文化过滤。

再说，现在的改革计划与目标和改革条件，以及改革对象恐怕和改革初期相比已经有了争议。中国改革者们所享受的历史机遇，及历史所给他们的优惠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这首先就却定了现在的改革与以前改革已经有差别，需要重新制定改革目标了，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就象洗牌一样，要洗掉那些在改革当中形成的污泥浊水。

改革，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大趋势，因为中华民族要富裕，中国人民要美好的生活。改革者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只是躺在改革的现有成果上私自的进行享受，只顾私利而放弃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那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可想而知。

文化的禁锢，使国家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就拿文化行业来讲，中国文化的现状是：文盲管理着文人。而恰恰他们又管理不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说词和摆设，增添的是一些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国家失去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人才，以及应有的尊严。更为要命的是，国家的电影、电视业，图书出版业已经由于政策的挤压，使整个的行业都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而国家每年还要拿出一大笔补贴资金，进行维持。另一方面，堂堂正正的一个大国，行政的都是一群文盲，这不是举世的玩笑吗？尽快的结束以文盲治理文人的尴尬局面，是国家收回尊严的体现。

前两天一个当过部长的“专家”级人物，顺口骂出了“刁民”的词语，可想而知，在“那个”层次上，都是些什么素质的人。更可想而知，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还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改革了这么多年，都改革了什么？国家的精英都哪去了，为什么国家不使用精英治国，而使用一帮文盲乱政。

如果不解禁文化，那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还象现在一样……反正“主义”已经没有了，很多官员都信了教。爱国主义呢，哪个官员口袋里没有外国护照？民营企业家又有几个是中国人？以法治国，已经试过了。没有尊严的“法律”没人怕，官不怕，民也不怕。以德治

开放文化，坚决反腐，稳定国家

横舟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如果它面对的国民和官吏都是文盲的话，那它是最不幸的。我们国家的文化，虽然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但始终认为“文革”打碎的只是一些盆盆罐罐，之后，文化如果能正常的话，恢复起来很快。

可是，自从改革开始以来，由于重心都在经济上，一心挣钱，社会和国家高层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改革初期，虽然社会进行了变革，由于刚刚经历“文革”，人们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文革”遗留的余毒当中。把文化不作为国家生存的大计进行战略思考，而是畏文化如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中还在延续着“文革”时代对于文化的摧残，甚至于较“文革”时代相比较，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文革”扫荡的只是文化的形态，经济大潮，动摇了中国文化的根基。

由于近三十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思维和经济冲击，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道德底线。本人不崇尚孔、孟之道，也反对传统礼教。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做人是有底线的，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是绝对不允许冲击、挑战的，否则，那是反人类行为。

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人说取得了辉煌“战果”，这暂时不去争议它。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文化的坠落，使我们一代人或者几代人都要或者即将给没有文化交学费。眼看着我们的名牌大学一批批的培养着拿着研究生、博士生文凭的文盲流入社会，这是民族的悲哀，是犯罪。

现在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得见的，如：用文学专业的专家去讲历史；传媒专业的专家讲哲学，讲孔、孟；满族的后裔为满族人歌功颂德，无可争辩，可是，作为学术和历史研究，就失去了文化的尊严。无疑，这只能说还是“文革”的阴魂未散。

曾经和一个研究生导师争论，他说：我不同意我培养的研究生去为救一个落水的打工崽而献出生命。这位老师要比那个落水的打工崽要悲惨的多，因为，没有人能够拯救他出水。这还是老师吗？他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吗？

我还听到过这样的事情，一辆宝马撞伤了人，司机不是赶快救人，而是又倒车回来，把那个伤者再轧死。还有一个贵夫人，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向她的狗跪地道歉。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的一部分官员，为了财富，疯狂的贪渎。有的官员也直接喊出

中国人的反日文化情结

横舟

在中国历史上，谁也说不清楚中国人是什么时候与日本人结下怨的。但有史以来的记载，都是日本人来中国捣乱。中国人之所以恨日本人，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经常的从海里爬上岸来，到中国的沿海一带打家劫舍、偷猫盗狗。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日本人与海盗是同一字眼。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军界和浪人一直是与中国的反动政府搅和在一块欺压中国的老百姓，这就更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

中国的现代人在文化上反日的情结更为强烈，其最大的特点是，越是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中国人，反日的情绪越是高涨。棋坛国手聂卫平和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深矣，就是他的生活爱好也是日本式的，可是，聂帅“杀”起日本鬼子来从不手软，也因此迎得了“抗日英雄”的光荣称号。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呆了七年，生活上已经全是日化了，回国后想拍一部电视剧，让我给他写剧本，主题就是强烈的反日题材。用他的话说：这他妈的日本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中国人。

前两天，我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京。交谈中，他们谈了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白话语言，起源于日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话和写作方式是和日本人学的。听了这话，我无法忍受。我相信我们的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来源于日本语，如：社会、干部、同志……等等。可我们的文化语言是经过我们的文学家们，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历经多少年的时间进行改造过来的，和你日本有什么关系？更何况你日本至今还使用着汉语文字呢，就是前面所述的这几个单词也是汉字呀？所以，难免又是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今天，在日本右翼分子大唱反华论调；它的政府领导人也在为复辟军国主义作准备，并大肆攻击我们民族；强占钓鱼岛，朝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等事件之时，我们学术界有些人还大谈“东亚共荣”之论，这就是典型的卖国主义。什么抛开历史问题处理日中关系，我看这比当年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也强不了哪去。

在当今的中国，反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内容，（根本无法有人说服文化、学者们和中国的老百姓不反日。这不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不想友好，因为必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友好。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和中国的汉奸们在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需要，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只要你还在搞这个民族的文化，只要你

反腐败，清理警察队伍，还生死线上的干警们清白

横舟

我先讲一个实事。
北京，某纺织科研单位，在分配住房时，该单位副书记王某因不够分房条件，在职代会上公开竞争分房组长。为显示公证，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誓说：我不要房，如果选为当分房组长，我保证公证分房。我要要房，我是“王八蛋”，为此骗得职代会的信任，窃取了分房组长的权力。

分房一开始，王某先给自己弄了一套住房，单位领导也是一人分了一套住房（他们都不符合分房标准）。而分房时，却要求大家两户住一套居室房，至此，全体干部职工开始向上反映情况。并直接举报王某的违纪犯法行为，追究那几十套住房的下落。

王某听说有人上告，怀疑是某王姓职工所为，就对该职工进行报复，并组织人员往其居室里投放毒物，造成了该职工女儿的身体严重伤害。该王姓职工发现问题后，举报给朝阳区小关派出所和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警方经过调查，认为有严重问题，并且采取了措施。可是，没过多长时间，突然间，报案人接到警方通知，说：你这案子我们经过调查核实，确实有重大问题，但你要找一下我们上级主管领导，我们无能为力了。报案人几次到信访办约见朝阳区公安局的主管领导，办事人员给约好后，却都无理由的不予以接见。

紧跟着，报案人就发现，警方原来的相关人员就开始回避，另一拨警方人员就开始销毁和改造报案人的原始报案证据，并采取黑社会的下流手段对报案人实行无理威胁，企图要报案人闭口。报案人的女儿受到了伤害，他能闭口吗？

综上所述这件事情，完全是少数警方领导的个人行为，钻进警方内部的蛀虫，危害着警察这个行业。使广大冲锋陷阵，不畏生死的干警们，用鲜血和生命都无法抹去强加在他们身上和朝阳公安局门口的国徽上的灰尘。

报案人手里有证据证明，那不翼而飞的几十套楼房，有些套房涉嫌行贿上级领导。

呼吁北京市检察院和纪检部门，追查北京毛纺科学研究所几十套楼房的去向不明问题。
呼吁北京市公安局对受害当事人所举报的案件进行刑事调查，还北京公安干警一个清白之身。
呼吁北京市公安局对本案的警内、外证人进行生命保护（据说有的主要证人已经失踪）。

感谢奥运！

开放文化 祥和社会

横舟

中国的文化史，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强权政治的禁锢与文化人士的反禁锢史。历代封建统治者，畏文化如虎，谈虎色变。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精英们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文化的禁锢，使社会意识倒退，人员素质低劣，在选拔国家的治理人才上出现问题，从而使体制自身失去了活力，也因此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从而演变着千古一律的变革。满清王朝的后裔，最后连传宗接代的事情都做不了了，哪还有能力治理国家，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人类社会要掌握在智者手里，那样的话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而判定智者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化素质的高低，因为，人们不能把自己的生存权力，交到盗匪手里。选择官员的人的文化素质决定他们对于文化水准的判断，从而影响着官员们的执政水准。国家的执政者们，文化素养深厚一些，社会上的唳气就会少一些，国家也就会文明些，百姓就少遭受一些杀戮之苦。反之，就会是另一个情况了。

在中国哲学史上，君为天，民为地，天地和谐，国家繁荣，社会稳定。所以封建社会也出现过一些有文化的君主，历史也给了这些君主们应有的圣誉。可是，由于封建社会家族单传的弊端，使得国家和人民把明君圣主的希望建立在一个不确定的未知少爷身上。所以，总是使国家处于灾难和动乱之中，所以才有了后来社会上的智者们起来进行社会变革。

国家政权的行政能力，取决于国家政府职能人员的素质高低。而国家选用政府职能人员的基本条件就是文化，这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所要的开科举、选才俊而延续了那么多年的科考制度。可是，由于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本身问题，使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选拔。机制落后的本身就把有效的科举形式，变成无效劳动。劳心费力的选上来的还是一些庸才，不然就不会有社会变革了。

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深深的懂得文化的重要，他们大开私孰，大办恩科，其目的就是网罗天下才俊之士，把他们认为有才华的人士，收拢到皇帝的身边。即使是个昏庸的皇帝，也想在朝庭里多集结起一些人才。于是，这就需要有一个角色，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伯乐。而识别伯乐比识别人才更难。所以，到最后，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否有才华，只要是连亲带故的举荐上来的，就把他们算做了人才。久而久之，真正有

韦应物《滁州西涧》今析

横舟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

唐玄宗在历史上是中兴之主。他即位以后，承载着国人的期望，清除朝庭弊端，中兴了大唐基业。但很快，他又使国人失望，沉醉于灯红酒绿，崇尚奢糜豪华，衰败了大唐帝国。深究其原因，就是二个字：腐败。

韦应物，适逢于大唐天宝年间，入朝为官之后，亲眼目睹了唐玄宗的立志中兴和腐败衰亡全过程。最初，他象全国的学子一样，景仰唐玄宗的中兴之主的风范，也曾欣慰自己恰逢盛世明主，前途广阔。可是后来，他又为一个明主的衰败，赶到悲哀，苦痛。他入宫为三卫郎。可是，时间不长，败象已露的大唐王朝，就让他赶上了安史之乱。一下，他和他的朝庭一起，就陷入了四处流亡的逃难当中。之后虽然又继而为官，也是朝政颓废，相互倾轧。他虽然身揣远大抱负之心，可是没有施展才华之地。本来一腔热忱要忠心报国，可是又眼见得当今皇上由明转暗，王朝衰退，王位易主。此时、此景的心境可想而知，不免由感而发。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这一句明面是写景，其实是心境描写。他和友人游玩至此，面对激流滚滚的溪涧，银珠乱蹦的飞瀑，给人一种势不可当的气势，非人力所能力挽之。面对涧边，那默默的生长的无人注意的小草，他看了后，油然感慨上天的造化无情，时事弄人，不由得心里寂寞丛生。就象自己现在的处境。一棵幽草，怎能抵挡风云变换的时事、朝政的颠覆？

独怜幽草，有自怜，也有因为朝政不稳，国家动乱，而产生的对于无辜的百姓的怜悯。也有对于朝臣，皇上甚至于大唐帝国的衰败的怜悯。因为，这是不可逆转的潮头，就象这飞瀑的山涧一样，势不可当。他本人，朝臣和皇上，眼前的命运，已经象涧边的幽草一样，呈现在眼前。作为诗人，他忧的是什么？就很明显了，诗人是不会单单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的。

“上有黄鹂

“刁民”一词的由来

横舟

封建专制社会里，老百姓不满意官府的横征暴敛和欺压，但又不敢直接对抗，只有抓住一些官员的短处，有时候和官府的人耍滑头。官员们的短处被人家拿着，自己说话就不硬气，所以就大骂这些滑头百姓是“刁民”。

“刁民”的对立词是“赃官”，所谓的没有“赃官”不养“刁民”，就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民间一有刁民，那肯定就出现“赃官”了。贪官在上报事情的时候，不说自己贪污，只是说“刁民”闹事。久而久之，朝庭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封建社会的皇上，或者朝中的大臣，在发现民间有动荡的时候，就会骂一句：这帮狗官，又把“刁民”给哄起来了。于是，下令镇压“刁民”，惩治贪官。

“刁民”一词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会使用，或者是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在拿民众没有办法的时候使用此词。现代社会，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使用这个词汇，这是对老百姓极其污辱的词汇。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后，人民当家作主，早就废止了个词汇。

严格来讲，使用此词汇的人，毕定是封建专制社会里的贪官污吏。或者是干尽坏事的罪大恶极者，在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时候使用。因为，他是对“民”要有刻骨仇恨者，不杀尽“民”不解其心头之恨时，才会顺口喷出来这个词。这种人，恨百姓不死光，恨民众不灭绝。愚蠢到极点，他就不想想，民众要是都死光了，谁养着他？

现代社会里已经没有人再使用这个词了，因为，这个词极其伤众。除非是他与所有人为敌，肯定是个反人类者，要不就是不想在这世界上生活了，或者是精神出现故障。民权社会，你们想想，谁敢与民众为敌呀？那不是刨祖坟的事情吗？再有使用这个“词汇”，不仅是背叛了本阶级，不仅是背叛了国家，不仅是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人类社会。

山 葡 萄
横舟

山里人睡的早，所以山里的夜显得格外静，而今天这个夜好象同往常不同。
天柱使劲地敲着手里那根烧红的钢钎，炉火映红了他的胸和脸。一下、二下、三下……一下比一下重，一下比一下狠，好象敲的不是钢钎，是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端着一瓢水的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天柱古铜色的皮肤往外浸渗着汗珠，汗水沿着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往下流，叮当叮当的敲打声使这山里的夜更显得空旷和幽静。手里的钢钎打好了，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好象才想起身边站着的她，才从她手里接过水瓢一饮而尽。她接过空水瓢，又随手递给他一块汗巾，他擦着汗，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她的脸。她转身走进屋里，他望着她的背影，她走的是那么的好看，她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没意思的低下头，顺手抄起一根烧红的钢钎又打了起来，敲击声给夜的山谷带来了神秘和恐慌，同时也带来了诞生和死亡，谁能想到这个同她年纪相仿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母亲，他的继母。

天柱扔掉手里的钢钎和铁锤，心闷地坐在那架山葡萄下，炉火渐渐地熄灭，就象他的心情一样，在渐渐的暗淡，最后暗淡的就象眼前这漆黑的夜。他顺手摘了一粒山葡萄放进嘴里，酸涩的味道使他流出了眼泪……

这是一条只有一户人家的山谷，大概方圆百十里也就只有这一户人家，庄户小院坐落半山腰上，不高也不低，脚下是一汪清泉，它叫野猪泉。小院只有三间石板房，而小院的四周堆放着整整齐齐的石垛，够着一个宫殿的。山柴扎的栅栏门前一位小伙子脸上带着一个面具在同一只大黄狗嬉闹，这时从山道上走来一位老汉和一位姑娘，大黄狗了发现老汉，不再跟小伙子逗，跑向老汉并冲那个姑娘狂吠，姑娘吓得躲在老汉身后，老汉将大黄狗喝叱住，这时小伙子也跑过来。

“爹，您回来了。”发现那位姑娘在看他，他也露出好奇的目光，老汉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天柱，家里这几天没事吧？”“嗯，没事。”那位姑娘一直在打量着他，他瞪了她一眼，三人进院进屋。晚饭很丰盛，象过节一样，天柱爹喝了很多酒，显得很高兴，那位姑娘吃饭时一声不响，只是有时看正低头吃饭的天柱一眼。大概今天因为突然来了生人，而且还是女人吧，天柱吃饭时也一声没吭，吃完饭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蛀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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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肯送走最后一位做试验的客人，关上门，把工作台整理了一下，然后给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加了一点吃的东西。他看着这些尖牙利齿的小动物，感到一阵阵的欣慰，因为他今天又是胜利的一天。他得意的抽了一口过滤嘴香烟，又饮了一大口浓茶，真感到有点悠哉悠哉了，一看表，才猛然感到下班的时间都到了，大概食堂早开饭了吧，他这才拿起饭盒朝食堂走去。

华中纺织科学院蛀虫研究室主任李西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怪人，三年前他给院领导打了一份报告，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报告建议院领导成立一个蛀虫实验室，并详细介绍了自己对于几十种虫类的研究情况，和对于纺织品进行虫蛀实验的必要性。此建议立即在院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激起了各方面的议论纷纷。一方面认为李西肯这是瞎胡闹，纺织科学院又不是生物研究室，滑天下之大稽；另一种议论认为此项目可以考虑，但不一定非要在本院里，是否可以转让给生物研究所；还有一种意见是直接支持李西肯的，认为此建议大胆可行。院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迫于全院舆论方面的压力，才不得不为李西肯举行了一个答辩会。结果，答辩顺利通过，院领导这才感到左右为难，这事就被压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李西肯的那篇论文在“纺织研究”杂志上发表后，在国内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其它地区不少纺织研究部门都来信来人询问李西肯的研究成果，有两个单位并且要李西肯去他们那儿进行研究时，院领导才赶快成立了一个蛀虫研究实验室，并且提李西肯为研究室副主任，主抓全面工作。派来一位小姐，没几天就不愿意干，跑了，直到现在整个研究室就一个人，到也落个自在清净，不过工作却突不轻闲。

晚饭是两个菜一个汤，二两米饭。四十五、六岁的李西肯确实吃的不多，但他身材魁梧，满面红光，吃的虽然少，怎奈他养身有方。他已经练了近20年的太极拳，并且到现在还是独身，每天都在院里吃住，可以说现在跟他相连最密切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蛀虫室，一个就是太极拳。他要把这些虫子养得无坚不催，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外国资料。他目前正在培育一种新的品种，这个新的品种如果出来，它可对一切动物纤维织物和植物纤维织物进行蚕食，在一方面的理论上，也是一个重大突破。俗话说“拳不离手”，他每天都坚持打太极拳，而且到了出臻入境的境界。他的拳术打的好